十年前，绑匪把枪丢在我们面前，规则很简单： “你们姐妹，只能活一个。谁想活，就举手。”
姐姐十岁，把我护在身后，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。
我才七岁，除了哭，什么都不会。
绑匪不耐烦的催促和那黑洞洞的枪口下，我看着姐姐惨白的脸，在那一瞬间，我颤抖着，举起了我的手。
我被放走了。
身后，是姐姐那双瞬间死掉的、再也没有光的眼睛。
三个月后，姐姐被救回。
代价是一条残疾的腿，和一道从眉骨横贯到嘴角的疤。
爸妈冲上去抱住她痛哭，而我妈回头看我的第一眼，没有欣喜，只有审判。
她把我拉到无人的走廊，问了那句困了我十年的话：“安然，你姐姐都把你护在身后了，你怎么能举手？”
1
十年后的今天，我十八岁生日。
我人生的“成人礼”，更像是一场对十年前那场罪孽的公开纪念。
家里没有点燃的蜡烛，没有甜腻的蛋糕，甚至没有一句最简单的“生日快乐”。
客厅的灯光调得比平时要暗一些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粘稠的、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桌上摆着四菜一汤，每一道都是姐姐安宁爱吃的。
而我，只是这个家里多出来的一双筷子，一个必须出席这场纪念仪式的影子。
妈妈坐在姐姐身边，用一种我十年都未曾听过的温柔语气，劝她多喝点汤。
她用勺子仔细地、一遍又一遍地撇去鸡汤上浮油，才将清澈的汤汁和最嫩的鸡腿肉一起盛进姐姐的碗里。
“宁宁，多吃点，医生说你身子虚，要好好补补。”
她的眼神里，是我从未拥有过、小心翼翼的疼爱。
爸爸则沉默地扮演着他的角色。
他一声不吭地给姐姐夹她最爱吃的清蒸鲈鱼，用筷子仔仔细细地挑掉每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鱼刺，将鱼腹肉整整齐齐地码在她的碟子里。
他们三个人，组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、悲伤而和谐的整体。
而我面前的碗，从始至终都是空的。
好像我这个人不存在，我的生日也不存在。
我早已习惯了这种透明。
我低下头，用筷子机械地扒着碗里的白米饭，不敢看任何人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
眼角的余光里，是姐姐安宁。
她那张曾经和我一模一样的脸上，如今多了一道狰狞的疤痕，像条蜈蚣，从她的眉骨爬到嘴角，让她笑起来的时候，会牵扯出诡异的弧度。
她全程一言不发，左手拿着筷子，极其缓慢地吃着饭。
而她那只没有伤疤的、完好的右手，则一遍又一遍地，隔着柔软的布料，轻轻抚摸着自己空荡荡的右裤管。
一下，又一下。
那动作很轻，没发出任何声音，却像记记重锤，精准地、残忍地砸在我的心上。
她在提醒我，提醒我们所有人——她用什么，换来了我今天能坐在这里，安然无恙地吃饭。
这顿饭，在死寂中开始，在死寂中结束。
我默默地站起来，收拾碗筷，准备逃回我那个小小的、可以让我喘息的房间。
这是我在这家里唯一的价值——不会说话的佣人。
“然然。”
爸爸在身后叫住了我，声音里带着疲惫。
我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
他避开妈妈和姐姐的视线，快步走到我身边，将一个红色的利是封飞快地塞进我的手心。
那利是封很薄，里面应该只有一张崭新的人民币。
“然然，生日快乐，”
他压低了声音，几乎是在耳语，语气里满是无法言说的歉意，“别怪你妈和你姐，她们……她们心里苦。”
我攥着那个红包，指尖传来的触感却不像纸，而像块被地狱之火烧得通红的烙铁，烫得我整颗心都猛地蜷缩起来。
我的人生，从举起手的那一刻起，就被永远地钉在了“亏欠者”的十字架上。
永无赦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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